毛泽东

　　包惠僧

　　陈潭秋

　　刘仁静

　　张国焘

　　董必武

　　李达

　　何叔衡

　　邓恩铭

　　李汉俊

　　尼克尔斯基

　　马林

　　周佛海

　　陈公博

　　编者按：1921年的那个夏天，在我们这座城市的中心，在当时叫做法租界的一条小弄堂里，悄然走来一群年轻人，他们以迥异的地方口音，交流信仰，碰撞思想。他们也许不是先觉者，但他们绝对是先行者；他们也许并非个个才智过人，但他们在那个当下却是理想饱满，激情澎湃。当很多上海市民还过着他们庸常的生活时，一个政党已在他们的身边诞生，这个政党将改变他们的城市、他们的祖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格局。

　　95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回顾那一个历史时刻，细节虽已模糊，但意义却更为清晰。在中国共产党诞生95周年前夕，本报“朝花·夕拾”专栏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联合推出“伟大的开端”特辑。今起隆重刊发首篇文章《树德里的灯光》。

　　如果政党也有籍贯的话，中国共产党的籍贯便是上海。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驻守达11余年之久。在这里，无数革命先驱和共产党人刻下了奋斗的足迹，给这座城市留下了中国红色基因发源地的光荣……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召开过十八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民主革命时期，分别在上海、广州、武汉、莫斯科和延安等地召开了七次党代会，其中，中共“一大”、“二大”和“四大”都在上海秘密召开。

　　共产国际代表现身上海

　　1921年夏季的上海，濡湿闷热。租界的洋人们沉浸在异域财富带来的快感与苦恼中，上海的小市民正在一如既往地终日劳作。没有人注意到，那天下午，一位年近40岁、身材高大的外国人正踏步走下十六铺码头的台阶。化名为安德莱森的这名外国人戴一副金丝边框眼镜，衣着考究，他搭乘的“阿奎利亚”号（Acquila）轮船经过一个半月的航行，途经新加坡来到上海。自3月份离开莫斯科后，他沿途游历维也纳、威尼斯，到达上海已是6月3日。他正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在此前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来到了上海。

　　他们来不及欣赏这个城市的繁华景象，而是急切地要面见李达、李汉俊两位中国人。李达、李汉俊，这两位曾经留学日本并读过大量社会主义文献的年轻学者，此时已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他们接待了陌生的外国来客。

　　1920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北京的李大钊、武汉的董必武、济南的王尽美、长沙的毛泽东、广州的谭平山以及留日的施存统、留法的张申府等人已先后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如何将中国这些分散的小组发展成一个有影响力的政党，马林、尼克尔斯基与上海的这两位成员商议，应当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等事宜。于是，李达、李汉俊立即写信，函告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让每地速速选派两名代表赶赴上海开会。

　　“一大”代表在博文女校打地铺

　　1921年，法租界贝勒路、望志路（今黄陂南路、兴业路）交叉口的树德里，是一条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弄堂。树德里内有前后两排砖木结构的楼房，沿马路一排五幢石库门房屋，为望志路100号至108号（今兴业路70号至78号），都是一上一下的单开间房屋，各有一个大门和天井。其中的106号和108号就是李汉俊二哥李书城的寓所。房子1920年夏秋之季才建成，建成不久就被李姓兄弟租下住了进来。外墙青红砖交错，中间镶嵌着白色粉线；乌黑木门搭配一对铜环，庄严而典雅。两幢石库门内部打通，前门通常不开，日常出入的是108号后门，客厅设在106号。冒着极大风险，李汉俊将寓所的18平方米客厅布置成中共一大的秘密会所。

　　树德里不远处的白尔路389号（后改名蒲柏路，今太仓路127号），有一座两层砖木结构、内外两进的石库门建筑。这是当时私立博文女校的校址，也是中共一大9名代表的临时住宿地。6月末到7月中旬的那个夏季，这群年轻人经历了路上的舟车劳顿，陆续秘密地赶到这里。他们风尘仆仆，身着粗衣布衫，睡在了空教室的地铺上，操着不同的南腔北调谈论着来时路上的见闻。

　　最年长的前清秀才何叔衡已经45岁了，他和28岁的毛泽东一道，于6月29日那个黑云蔽天的夜晚悄悄从长沙赶赴上海。为了保密，他俩甚至没有告诉特来送别的好友谢觉哉此行的目的。当日，谢觉哉在日记里记下：“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怕泄露信息，故以圆圈代替。——笔者注）1952年，谢觉哉追忆了毛泽东和何叔衡离开长沙时的情景。他写道：“一个夜晚……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与会代表中，水族人邓恩铭刚年满20岁，还是山东省立一中的一名学生，他与王尽美一起作为山东代表比较早地来到这里。1921年春，王尽美即发起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山东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于1925年因积劳成疾而辞世，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中最早为革命献身的志士。

　　“五四运动”中以组织学生运动出名的张国焘24岁，为了筹备这次会议，提前由北京南下上海。他来到博文女校，环顾同仁们，有一位湖南年轻人走进了他的视线，在《我的回忆》中，他描述对这位湖南人的初次印象，“毛泽东身着长布衫，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他健谈好辩，与人闲谈常设计陷阱，让对方不留神而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他不会想到，十几年后他们的政治人生会发生怎样的激烈摩擦。

　　董必武与陈潭秋作为武汉代表秘密赶赴这里。在同仁眼里，董必武为人淳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革命家的倔强风格。28年后，董必武和毛泽东一起，成为这群年轻人中参加开国大典的两位中共领导人。周佛海是唯一从日本鹿儿岛赶回来的“一大”代表，他身上的湖南土气早已消失殆尽，言行风流潇洒，倒像个老上海了。包惠僧是一位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他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大会，多年后学者们还在为他的代表权问题而争论。

　　与住在博文女校的这9名代表相比，有一个人的装束却极为时髦入流，他西装革履，打着领带，花钱也十分阔绰。这位名叫陈公博的广州代表，偕妻子住在繁华的南京路大东旅社，仿佛此行不是来开会的，倒更像是两人的蜜月旅游。

　　“南陈北李”事务缠身无缘赴会

　　这是一次表面看来毫不起眼的会议。与这次会议失之交臂的李大钊和陈独秀或许没有预测到，这次会议被后来的历史赋予了多么重要的意义。当时这两位享有极高声誉的知识分子领袖，后来被并称为“南陈北李”。两人在1920年2月前往天津的途中就畅谈过建党的方针策略，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对于这次大会，陈独秀因刚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不久，事务繁忙，无暇赴会，于是委派陈公博代表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包惠僧为私人代表去了上海。儒雅温和的李大钊时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校务格外繁忙，而且，还要全力领导已持续几个月反对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的“索薪斗争”，实在分身乏术。当然，陈独秀、李大钊虽然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两人在中共创建史上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1921年7月23日晚，树德里的李公馆一楼客厅内，一个大方形餐桌，十几把圆形椅凳。15名年轻人齐聚于会议桌旁。其中的13名代表是接到上海的书信秘密赶赴这里开会的，他们是7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两位高鼻梁的共产国际代表端坐桌旁，他们当年也许预料不到，他们参与的这次会议在中国历史上竟留下了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这群年轻人以后峥嵘的人生岁月来说，这次会议或许只是历次有惊无险经历中的一次，以致多年后，他们中竟无人能确切回忆出这次大会的具体日期。

　　“李公馆”里讨论党纲和决议

　　那是一个让人慵懒欲睡的夏夜，“李公馆”内秘密聚集的13名中共代表和2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却目光锐利，激情澎湃。由于“南陈北李”的缺席，大家推举学生运动的领袖张国焘为大会主席，年轻的毛泽东与周佛海担任记录员。大会上，马林分析世界形势，介绍第三国际的活动概况，说明中共成立的重要性等，滔滔不绝，竟讲到了深夜。马林体格强健，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强劲，好像要与反对者决斗。毫无疑问，这些特质深深震撼了这群青年人。十几年后，毛泽东还记忆犹新，说马林“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也回忆：马林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素养，声若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

　　第一天，张国焘介绍了大会筹备经过，提出必须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24日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交流工作经验。25日、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党纲与政纲是最难于拟订的，但大家一致认为非有这一文件不可。张国焘等人汇集陈独秀和各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先行拟出两个草案，再交由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共同审查。

　　27日至29日的三天会议，在讨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和原则时，与会代表产生了激烈争论。由于代表们各自的文化背景和对马克思主义认识和理解的不同，他们对待孙中山政府的态度、能否在现政府就职、当前共产党人主要目标是着重做学问研究还是积极从事工人运动等问题，均展开充分的论辩。最后，大家归纳出一致意见：中国共产党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着重理论研究和实际的工人运动，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与影响。

　　30日晚，大会开到第六次会议时，会场突然闯进一名法租界巡捕，马林不愧是一位革命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他立刻让与会代表转移。代表们离开不过一刻钟，法租界巡捕房开了两辆卡车，载华探、法探及翻译等9名扑进会场。李汉俊与有意留下来的陈公博慎重周旋，化解了这次危机。“李公馆”是不能再开会了，经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牵线，代表们约定转移到距上海约100公里的浙江嘉兴继续开会。那天清晨，代表们乘上了上海开往嘉兴的火车，几个小时后，嘉兴南湖上聚集了这批革命者的身影。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担心自己的“老外”面孔会暴露目标，没有随行；陈公博因半夜大东旅社发生的情杀案而惧怕至极，借故到杭州游玩，没有参加南湖会议。

　　浩渺湖波中，南湖的一艘画舫上，代表们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推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尽管此时他仍在广州。1921年9月，陈独秀正式辞去公职，回到上海专任共产党书记一职。大会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关于工作任务的决议，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自觉担当起改变中国的使命

　　在历史上留下悬疑的不仅有这次会议时间的始末、代表权的争论，还有此次会议产生的两份重要文件以及至今未见影踪的“宣言”。

　　经过代表们激烈争论后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确立了共产党的纲领及奋斗目标。令人惋惜的是，这两份珍贵文件的原件并没有保存下来，现存于世的有前苏联的俄文版和陈公博的英文版。

　　陈公博后脱党，1923年2月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24年完成了　《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硕士论文，在其论文附录中收入了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案这两份文件，后来随着学术交流传到中国，这是英文版“一大”党纲的由来。俄文版是1957年苏共中央移交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其中第九卷中有中共“一大”的这两份文件，现保存于中央档案馆。这两个版本的具体内容完全相同，只是在个别文字上略有差别。研读这份党纲，你会惊讶地发现，它与《美国共产党党纲》和《美国共产党宣言》内容有些相似，可见刚组建的中国共产党参考了曾经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美国统一共产党的章程和纲领。

　　至于中共“一大”上是否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不少与会代表回忆中都肯定会议讨论过宣言，并因对南北政府的观点分歧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据陈公博的说法，会议最后决定由他把“宣言”带到广州，交由当选为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来决定是否发表。由于陈公博在陈独秀那里力陈“宣言”内容偏激终“决定不发”，致使这份手稿未能发表。

　　当年，参会13名代表的平均年龄尚未超过28岁，如初日般朝气磅礴，意志风发，其领袖陈独秀、李大钊亦只有42岁和32岁。他们中具有大学学历的就有李达、李汉俊等7人，中师学历的有毛泽东等4人，高师学历的陈潭秋1人和中学学历的邓恩铭1人。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中，他们辨别着时代前进的方向，在理想的追求与现实的复杂中选择后来的道路，这其中有奋斗目标始终如一的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共6人，有离开党组织后为党作出有益贡献的李达、李汉俊、刘仁静、包惠僧4人，也有脱党沦落为后人所不齿的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3人。而这次会议的开幕时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经学者多方考证，方才将其定格在1921年7月23日。至于闭幕时间，仍存在几种说法，尚未能最终确定。

　　1921年的中国并不太平。仅史书明确记载的地震就达10次，水灾、旱灾、火灾及鼠疫此起彼伏；国内军阀混战，匪盗和兵乱蜂起。中共一大，这个后来被称为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开天辟地大会，当时在社会上却没有引起任何注意。然而，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了。

　　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肇始，就确立了鲜明的旗帜，规定了革命前进的方向。一个共产主义的巨影开始在中国踯躅着，反射出这个巨影的中坚力量，充满着勇往直前和专心致志的革命精神。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创业维艰并不能阻挡共产党人前进的步伐。树德里的灯光从窗棂门缝中透出，照亮了中国共产党前行的征途，引导着中国共产党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中乘风破浪，抒写了从建党到执政的辉煌篇章，构筑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之源。